此一机会，不可失也。
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量。急遣亲札，卿且体悉。十日二更。”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卷3高宗宸翰卷下绍兴十一年
这时金军主力已经被张俊等击退，岳飞还没到达前线。
从这封御札可以看出，宋高宗对岳飞迟迟未按令出发也没敢指责，只是勉励一番，然后让其出兵，并且先提出军粮不是问题，都已经齐备。
可见岳飞之前的确以乏粮为由，未按时出兵。
这一次，岳飞倒是及时出兵了，“三月初四日，先臣不俟诏，麾兵救之”，从舒州出发，“先臣自舒州疾驰，以十二日辛亥至定远县”。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卷3高宗宸翰卷下绍兴十一年
以岳飞军队的行军速度，从舒州到定远用了七八天时间，应该不是“疾驰”，可见岳珂用了曲笔。
张俊当时即便是想阻止岳飞去淮西立功，也只能是在自己击溃兀术主力，又收复了合肥之后，这应该是二月二十日之后，但是这时距宋高宗发给岳飞的第一份御札的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岳飞还没赶到庐州前线。
所以，三朝北盟会编才说“是役也，岳飞不出兵以为声援，朝廷憾之。”
因此，岳飞在淮西战事中逗留不前应是事实，并非张俊诬陷之词。
绍兴十一年年四月，宋高宗和秦桧以“明升其官爵，暗夺其兵柄”的方法收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三大将的兵权。
此后仅仅半个月即绍兴十一年五月十日，宋高宗就命张俊和岳飞前往韩世忠军队屯驻地楚州“按阅御前兵马，专一措置战守”
诏书上对出使的理由虽写得堂堂正正，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实际上包含了三个目的：
一是为了彻底支解韩世忠的军队，陷害韩世忠，以削弱抗战派的力量
二是为了挑动韩世忠对岳飞的不满，以分裂抗战派
三是要放弃江北的防务，将军队撤到江南的镇江府，并将原韩世忠精锐亲军背嵬军调驻临安，为“议和”作准备。
绍兴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张俊、岳飞一行来到楚州，按阅兵籍后，才知道韩世忠只有三万人的军队，而他依靠这支人马，不仅能坚守楚州达十年之久，使金人不敢侵犯，而且还有余力进兵山东，实在令人称奇。
张俊和岳飞因主张不同，议事总不一致。
尽管张俊与韩世忠当时还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他还是真正去完成高宗、秦桧交给的任务的，岳飞却时时不忘恢复之志。
首先是对韩世忠的军队问题上，张俊按朝廷意志主张把韩世忠的精锐背嵬军分拆，安排到其他军队中，据鄂国金佗粹编记载：
俊谓先臣说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军，朝廷意可知也。”
先臣曰：“不然，国家所赖以图恢复者，唯自家三四辈。万一主上复令韩太保典军，吾济将何颜以见之？”
俊不大乐。
岳飞的阻止使张俊没及时完成任务，张俊心中懊恼，和岳飞的矛盾又加剧了。
其次是如何对待修葺楚州城的问题。
楚州当时是南宋对金国防御东线的最北端，扼据运河、淮河要冲，是抗金的重要门户。
张俊见楚州城池毁坏较重，就提出修城主张，据鄂国金佗梓编续编记载：
至楚州，俊谓飞曰：“当修城守”
飞答者久之，俊履强问，亦强答曰：“吾蒙国家厚恩，当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又不乐，语颇侵飞俊归遂倡言飞欲弃山阳专欲保江。
由于岳飞的反对，张俊没能完成宋高宗交给的分解韩世忠军队的任务。
但张俊依然按照朝廷的计划，把淮东军从楚州撤回到镇江。因此张俊主张海州在淮北，恐为金人所得，下令摧毁海州城，将居民前往镇江府并将韩世忠的精锐部队调往临安屯驻。
七月初，张俊和岳飞回到临安，张俊因担心高宗怪罪自己没能完全分解韩世忠的军队，为了推脱责任，同时也因和岳飞的矛盾激化，怀恨他不尊重自己，反对自己的主张，便散布对岳飞不利的言语，无中生有地说岳飞“议弃山阳楚州旧名，专意保江江”。
秦桧正欲对付岳飞而无处下手，得张俊此言如获至宝，立即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以此为据弹劾岳飞。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壬子，右谏议大夫万俟卨言“伏见枢密副使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坠。
今春敌寇大入，疆场骚然，陛下趣飞出师从为犄角，玺书络绎，使者相继于道，而乃稽违诏旨，不以时发，久之，一至舒、蕲勿卒复还。所幸诸师兵力自能却敌，不然，则其败挠国事可胜言哉？
比与同列按兵淮上，公对将佐谓，山阳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远近闻之，无不失望。伏望免飞副枢职事，出之于外，以伸邦宪”。
癸丑，上谓大臣曰：“山阳要地，屏蔽淮东。无山阳则通、泰不能固，贼来径趋苏常，岂不摇动，其事甚明。
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万俟卨的奏章主要列举了两件事：
一是淮西之战，“稽违诏旨”，
二是倡言楚州“不可守”。
本是朝廷要撤除江北守备，如今却反诬是岳飞。
宋高宗也早想对岳飞进行惩处，此时不但不进行核实，反而亲自配合，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秦桧也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确定岳飞倡言放弃三阳为事实，其性质是“附下以要誉”，外示忠诚而内怀奸诈。
宋高宗对岳飞下此定论，加害之心，其意甚明。
接着万俟卨、御史中丛何铸和殿中待御史罗汝檝又多次弹劾岳飞。
岳飞被平白无故地横加罪名，己完全明白朝廷的用意，韩世忠险遭陷害的事实，似乎已预兆着自己可能被祸的命运。
他上奏恳请辞职，并请求皇帝“保全于终始”，使自己得以“远引于山林”。
在一个号称优礼臣僚，罪臣往往仅以贬黔流放了结的朝代，居然提出保全始终的问题，说明岳飞知道自己已经是身处险境。
八月九日，宋高宗假意挽留一番后，免去岳飞枢密副使职位，任命为武胜、定为军节度使，充任万寿观使。
宋高宗和秦桧欲杀害岳飞，他们再次使用了对付韩世忠的计策，派人到岳飞的部将中做文章。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鄂州军统制张宪谋为乱都统制王贵执之送于枢行府。张宪以前军统制为提举一行事务，得飞之子云书，遂欲劫诸军为乱且曰率诸军径赴行在，乞岳少保复统军，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来抚谕，得少保复统军则无事矣。
渐泄露，百姓皆昼夜不安，官司亦无措置，惟忧而已。都统制王贵赴镇江府请枢密行府禀议方回到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贵大惊。
诸统制入竭，贵遂执宪送于枢密行府。是时张俊以枢密使视师在镇江也，俊令就行府勘，王应求请枢密院职级严师孟，令使刘兴仁推勘。师孟、兴仁以枢密院吏无推勘法，恐坏乱祖宗之制，力辞。俊从之，遂命应求推勘，狱成，送大理寺。
桧密遣王俊同王贵前去谋陷侯。王俊、王贵等观望，奏张宪、岳云欲谋反等事。俄将张宪、岳云俱扭械送大理寺根勘。
上闻惊骇。秦桧乞将张宪、岳云同证明其事。是时，侯尚不知。良久，秦桧密遣左右传宣：“请相公略到朝廷，别听圣旨。”侯闻宣诏，即时前去，却引到大理寺。
由三朝北盟会编的史料可以看出，岳飞部将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爱将张宪与岳云有“据襄阳为变”而迫使朝廷让岳飞复掌兵权的阴谋，王贵随即逮捕张宪送镇江枢密府，张俊立即让枢密府审理此时事，王应求“请枢密院职级严师孟，令使刘兴仁推勘”。
但是二人认为枢密府官员无权进行“推勘”，不愿担任此任，张俊没有勉强他们，命王应求自己进行审理，取得证据后送大理寺。
岳飞被下狱后，秦桧先命御史中承何铸、大理卿周三畏等审理，但是经过反复审讯，何铸认为证据不足，岳飞不构成谋反罪。
秦桧认为审讯结果不利，又撤换了何铸，改任万俟卨为御史中丞审理岳飞一案，最终做成岳飞谋反案。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至是万俟卨入台月余，狱遂上，及聚断大理寺垂李若朴、何彦猷言飞不应死，众不从。
于是飞以众证，坐尝自言己与太祖俱以三十岁除节度使，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敌犯淮西，前后亲受札十三次，不即策应，为拥兵逗留，当斩。
阆州观察使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张宪坐收飞、云书，谋以襄阳叛，当绞。
诏飞赐飞死，命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
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二十九。
另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之岳少保诬证断案记载：
余尝得当时行遣省札，考其狱词所坐，皆一时锻炼文饰之词。然扰不过如此则岳飞之冤可见矣。今录于后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状进尚书省札子：张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文字后谋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状，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
今勘到岳飞因为探报得金人侵犯淮西，前后十五次乃受亲札指挥，令策应措置战事，而坐观胜负，又逗留不进。
及因董先、张宪问张俊军马如何，怎生地言之道，都败了回去也，便乃指斥乘舆。
问张宪、董先道，张家、韩家人马，你只将一万人，已跎踏了。
及因罢兵权后，又令孙革写书与张宪，令措置别作摹画，又令看讫焚之。又令张宪虚申报四太子大兵前来，侵犯上流。
自是之后，张宪商议待反背而据襄阳，及把截江岸两下，令掳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孙革奏报不实，及制勘虚妄等罪
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
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余依断。
从以上史料可见，南宋朝廷最终判定岳飞死罪，列出了以下罪证：
岳飞坐拥重兵，多次被受御笔，而逗留不进
“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要跎踏张俊、韩世忠人马
令张宪“措置别作摹画”意待谋反。
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宋高宗对岳飞父子的态度，大理寺上奏时还判定岳云“当追一官罚金”，但是宋高宗诏旨却变为了“诛宪云于都市”，所以真正下手杀死岳飞的，是宋高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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