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案的问题，在本书中也有通过人物对话讨论的情节，就岳飞案本身而言，有两个争议点，一是岳飞在淮西之战中的表现，二是岳飞是否有意谋反。
本章作为背景补充材料，从史料出发，详细梳理岳飞案始末，并就这两个争议点进行相关讨论。
根据对现存史料的研究，可知岳飞案应该是在宋高宗指使下，秦桧积极配和，他们二人共同做成的。
岳飞的被杀，既和赵宋王朝的抑制武臣的祖宗家法有关，又与他触怒宋高宗，成为秦桧执政的障碍又关。
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固然有他坚决抗金，反对议和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岳飞不能绝对服从朝廷，坚持自己主战观点，多次抗命，屡犯君颜，为高宗所忌。
绍兴七年年春，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曾有意将淮西军交由岳飞统领。岳飞非常兴奋，上书渴望出师中原。
这与高宗的和议主张相违，高宗还担心岳飞实力增强，不易控制，遂收回成命。
岳飞一怒之下，上书乞解兵柄，不待批准，便自往庐山为母守丧。
高宗多次下诏督促其回来，他都不肯就命，后在大臣李若虚的反复劝说下，岳飞才勉强下山，回去掌兵。
当时南宋与金、齐之间战事正紧，高宗内心虽颇为忌恨但是急需用人，就没有责罚岳飞，但在高宗和大臣眼里，岳飞辞职不干，适“意在要君”，并月“专在并兵，以增强其力量”。宋史卷28
绍兴九年和议成，金人归还河南、陕西之地，高宗欣喜不已，授岳飞开封仪同三司的官职。
岳飞却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伤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
高宗三次下诏，岳飞都拒绝接受，高宗反复晓谕，他才勉强同意。
尽管岳飞的举动目的是为国家着想，认为金国没有诚意议和，应早做准备，以防不测，但高宗却认为他不听朝廷命令。
绍兴十年，宋金战争再度爆发。
岳飞在顺昌解围后，不顾赵构“兵不可轻动，意且班师”的约束，大举北伐，虽然收复了大片失地，但是也己经是孤军深入，有被金军合围的危险。金军主力部队已经与张俊、王德的军队主动脱离接触，打算围歼岳飞。
高宗看到这种局势，急令岳飞回师，岳飞不知危险继续用兵，对高宗的旨意置若周闻。
宋高宗惊疑不安，认为岳飞现在是“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
可岳飞仍上书反对班师。
最后，宋高宗只能连用十二道金牌，迫使岳飞退兵。
此时岳飞又上书要求解除兵权，不等批准，就离开军队上了庐山。
赵构对岳飞再次擅自离职，无视朝廷，更加疑忌。
绍兴十一年年，“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
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堰赛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二十里而止。
上始有诛飞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朝廷令张俊、岳飞去楚州安抚韩世忠军，实则是想分割韩家军，进一步分解大将兵权，但岳飞却极力反对，打乱了高宗收兵权的计划。
高宗此时己经不需要大将冲锋陷阵了，再也不能容忍岳飞犯上，为了顺利的收兵权，扫除和议障碍，威吓抗战派，岳飞被杀就不可避免了。
朱熹评价此事时说“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朱子语类卷133
秦桧是因为倡导议和，才被宋高宗第二次拜相的。
秦桧知道要保住自己的相位，就必须仰承赵构的意志，保证和议成功，而岳飞却是坚决反对议和的强硬派。
绍兴九年，议和协议成功后，岳飞大怒，上书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减，恐贻后一世讥”。宋史卷365
之后，岳飞反对议和的言行越来越激烈，“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
所以“桧亦以为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力谋杀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宋高宗和秦桧都想杀掉岳飞，所以二人互相利用，做成了岳飞冤案。
张俊曾经作为岳飞的上级，对岳飞非常赏识，多次举荐岳飞。
建炎四年公元年，张俊征讨戚方，岳飞为其部将，屡立战功。
“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飞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宋史卷365
绍兴元年年，张俊讨李成，特意请调岳飞与他共同出战，岳飞在张俊率领下，在讨李成、张用等游寇中不断立功，张俊非常喜欢岳飞。“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张俊这时一与岳飞关系很好，认为岳飞是年轻的将才，不断推荐他，岳飞也不断被重用。宋史卷365
但是随着岳飞官职的不断升迁，二人的关系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
绍兴四年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拜清远军节度使，年仅32岁，便与张俊岁受封节度使、韩世忠、刘光世三位大将地位相等。
“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张俊皆己立功，而飞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及破杨么，献楼船各一，兵徒战守之械毕备，世忠大悦，而俊益忌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
张俊面对岳飞的崛起，不能坦然，产生嫉妒之心也属正常，因为自己戎马一生，经过数次血战，才有今天的职位，而岳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心中不甘是人之常情。
但是岳飞面对自己的老上级也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及时化解矛盾。
“丁巳，起复岳飞为太尉翌日，升宣抚使。飞威名日著，淮西宣抚使张俊益忌之。谋官薛弼每劝飞调护，而幕中之轻锐者，复教飞勿苦降意。于是飞与俊隙始深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这时，张俊与岳飞之间还是有和解的可能，但是被“轻锐者”阻止了。
绍兴十一年年正月，金兀术率十万铁骑渡淮河南下，直逼长江。
淮西危机，张俊所部与金兵激战，韩世忠奉命向西出击支援张俊，岳飞也同样奉命驰援淮西，但他却迟迟未动，
“初，敌之入犯也，上命飞以兵来援。
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乏粮为词。
最后，御上御札付飞云社稷存亡，在卿此举
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
及壕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薪境上，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张俊对岳飞不能及时支援自己，怀恨在心。
这件事也成为以后岳飞遭弹劾的主要罪证之一。
后来岳珂著鄂国金陀稡编说此事是对岳飞的诬蔑，宋史未加详实辩析，以鄂国金粹粹编为据，附会岳珂之说，后人亦多以此二书为信史而用之。
鄂国金陀粹编记载此事为：
边报至行在，上赐御札曰：“虏人已在庐州界上，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贼后。”
诏未至，先臣窃念虏即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虏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四日，即遣奏
至是上得乞会兵奏，大喜。及得虚报，果令缓行。是日又得出蕲、黄之请，益喜，手札报谕，以为“中兴基业，在此一举。”
岳珂这里说御札“果令缓行”，依据王曾瑜先生的注解，可以知道高宗御札多次督促岳飞快速推进，支援淮西，“星夜前蕲来、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合力剿除凶渠，则天下定矣。”高宗宸翰七十九
岳珂在这里并没有真正依据高宗御札进行如实记录，而是用了曲笔。
接下来他又辩解说：
“初九日，先臣始奉初诏，时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引道
师至庐州，兀术闻先臣之师将至，与韩常等俱惩颖昌之败，望风遽遁。
遂还兵于舒，以侯命兀术用郦琼计，复窥濠州。
三月初四日，先臣不侯诏，麾兵救之，次定远县。兀术先以初八日破濠州
虏方据濠自雄，闻先臣至，又遁，夜渝淮，不能军。”行宝编年卷之五绍兴十一年
依据王曾瑜先生此条的注解，可知岳飞是在宋高宗又发多次御札的督促下才发兵的，二月二十日张俊、刘锜等人都已经收复了庐州，当时岳飞还未赶到庐州战场，当然不会有在庐州使金帅兀术“望风遽遁”的战绩。
并且王曾瑜先生还进一步考证出岳珂在金陀续编卷四所书师至定远兀术等望风退遁解围庐州赐奖谕诏的内容是南宋朝廷对张俊等将领取得拓皋大捷时的奖谕，与岳飞到定远无关。
师至定远兀术等望风退遁解围庐州赐奖谕诏是岳珂为表其先人功绩而故意挪用的。
岳珂在鄂国金陀粹编中认为张俊以此事诬陷岳飞有逗留之罪，这也是张俊遭后人指责的最主要罪证。
是岁淮西之役，先臣闻命即行。途中得张俊咨目，甚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
先臣不复问，鼓行而进，故赐札日“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难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
俊闻之，疑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归则倡言于朝，谓先臣逗留不进，以乏饷为辞。行宝编年卷之五绍兴十一年
同书的淮西辨说：
“俊盖初以前途粮乏误先臣，而先臣不听，鼓行而进，及御札有“不复顾问”之语，俊意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而谮害之言成矣。
当时先臣得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固出于一时酷吏之手而俊之遗先臣书，称前途乏粮，以误先臣者，亦备载不遗，盖亦自有不能掩也。”
岳珂在这里表明是张俊以乏粮为由阻止岳飞援救淮西，岳飞不听，继续前进，受到宋高宗的嘉奖。
张俊怀疑岳飞向高宗告了自己的状，反诬陷岳飞以乏粮为借口，逗留不前违抗圣命。
但是淮西战事从正月中旬开始，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就给岳飞发御札命其驰援淮西，“据探报，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庐州界上，张俊、刘锜等见合力措置掩杀。
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后，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投机之会，正在今日，以君忠勇，志吞此贼，当即就道。付此亲札，卿宜体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卷3高宗宸翰卷下绍兴十一年
此后，宋高宗又多次督促岳飞支援淮西，但是直到三月初岳飞仅仅到达舒州。
整个二月份，张俊率各路军队正与金军激战，急需援兵，但是这时岳飞却迟迟未到，宋高宗多次急令岳飞支援，也没能起到作用，很是无奈。
因为又需要岳飞支援淮西，高宗只好好言相劝，在三月十日还再请求他出兵，“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
此以见卿小心恭顺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欢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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