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人制,是一种似乎没有系统、正式的宣布过,但有元一代始终奉行蒙古至上主义,优待色目人,轻视汉人、尤其歧视南人,以确保蒙古贵族的统治权和特权的制度。
在征服人数最多的第四等人南人之前,即忽必烈统治的初期,各种机构的设置和为实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项规定,都以充分考虑了这些区别,并且从法律上加以强化。
一旦这些法律规定确定,就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影响到元朝灭亡为止。
这些歧视性地规定被用于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受到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与蒙古、色目人相较,政治上的民族差别极为明显。
元代四等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按族群等级任官,“百官皆以蒙古人为长”,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例外,但有元一代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原则。
据元史百官志序记载:世祖忽必烈时,“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权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
并且对这些机构官员的任职作了硬性的规定,即“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蒙古人都可入仕做官,也不是凡入仕做官的蒙古人都可以为长。“惜元朝之法,取仕用人惟论跟脚”。
所谓“跟脚”就是指“出身门第”。有“根脚”的蒙古人居官,往往根据他们家世的地位,来决定职位的尊卑。
成吉思汗时期形成的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大怯薛家族,不仅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世袭万户、千户之长,并担任高级怯薛,成为元朝各代皇帝的亲贵重臣,他们都被称为“大根脚人”。
出生于这些家族的人,在元朝政府机构中总是位居省、院、台要职。所以元末叶子奇说:“仕途自木华黎等四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
法律,在中国古代是历朝统治者维护统治,推行阶级压迫的工具。
到了元代,其推行阶级压迫的本质没变,只是增加了新的内容,维护蒙古、色目贵族的统治利益,即法律上保护、偏袒蒙古人和色目人,而汉人、南人则在刑罚方面远严于蒙古、色目人。主要表现在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而蒙古、色目人在与汉人、南人的冲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表现在:
一、大宗正府设立及所赋予的权限,体现了民族不平等和维护蒙古贵族特权的原则。
大宗正府,既是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又是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机关。
至元二年设立,置十员札鲁忽赤。三年,置八员。九年,降从一品银印,主要受理蒙古王公贵族案件的审判。属下监狱拘押的对象是“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者,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在逃驱口、轻重罪囚,及远边出征“有罪”官吏。每岁从驾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诸事,悉掌之。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卷87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致和元年有规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
据此,则北方除上都、大都地区蒙古、色目与汉人之间纠纷的案件归宗正府外,其余地区汉人、蒙古、色目词讼均归地方政府和中央刑部处理,江南地区的刑狱也归刑部审理。
顺帝元统二年三月,“诏:蒙古、色目犯奸盗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元史卷38
也就是说,到了顺帝时,政府又收回了刑部有限的对蒙古、色目人的司法权,归宗正府管理。
同时,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在中央大宗正府长从一品银印,较刑部尚书为高,又由蒙古诸王充任,蒙古贵族掌握了狱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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