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县。
左柱国、前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孙承宗的府邸，坐落在县城南街。
因为得罪了魏忠贤，孙阁老被迫辞官回乡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平日里著书会友，偶尔回一趟西庄村老家，日子过得很是悠闲。
孙承宗为人亲和，素有贤名，高阳县人对这位阁老甚是尊敬。
高阳县距离京师不过三百余里，若是快马加急，一天就可以把消息传递到这里。
在三司会审魏忠贤，判决阉党众臣两天后，孙承宗接到了阉党被处决的消息，当即开怀大笑，畅饮一番。
孙承宗已经六十五岁高龄了，身体依然硬朗，平时还能吃两大碗饭。
偶尔心血来潮，还会骑一下马。
又一天后，孙承宗接到了起复的敕谕，命他即刻进京。
天子有诏，莫敢不从。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孙承宗挥笔写下手书，豪气冲天，带着家小，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而在三天后，距离高阳县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归德府睢州，前南京兵部尚书、登莱巡抚袁可立，也接到了起复的敕谕。
袁可立六十六了，比孙承宗还要大一岁，同样是因为不愿意与魏忠贤同流合污，被明升暗降调到南京，随后选择了致仕。
宦海沉浮三十余年，遍阅沧桑，袁可立基本上已经绝了再次出仕的念头，只想留在老家含饴弄孙，过几年安生的日子。
但是看到敕谕里面的一句话，袁可立就坐不住了。
“魏阉迫害贤明众多，袁公德高望重，朕希望老大人重返朝廷为杨大洪、左浮丘、高景逸等人平反，还他们清白之誉。”
敕谕里提及的三个人分别是杨涟、左光斗和高攀龙。
前面两个是后辈，上疏弹劾被冤杀了，袁可立敬重他们的气节，但和他们并没有太多交集。
但高攀龙可就不一样了，袁可立与他是同年，都是万历十七年（1589）的进士，两人相交莫逆，意气相投，引为知己三十余年。
袁可立任登莱巡抚时，正值东林党主政，得到了高攀龙很大的支持。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如此袁可立细心经营后，收复了辽南，盘活了整个辽东战局，建立了不朽功业。
孙承宗在辽东更是收复了四百余里失去的土地。
两边海陆互为犄角，正是一举攻破奴酋，收复整个辽东的大好时机。
但这一切都毁于党争，魏忠贤上位后，不分青红皂白大肆杀害东林党人，袁可立调离了登莱，孙承宗致仕离开了辽东。
而袁可立的至交，高攀龙不堪受辱，在家投水自尽。
在此之前，袁可立收到了高攀龙的绝笔书，“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拳拳报国心，壮志却难酬。
袁可立从中看出了不甘，看出了悲愤，还看出了无可奈何。
自此事后，从不参与党争的袁可立，选择走上了与阉党的对抗之路。
但很显然是螳臂当车，个人力量在面对强大卑鄙的势力群体时，显得微不足道。
迫于袁可立的崇高威望，魏忠贤不好下死手，便找个借口将袁可立打发去了南京。
向来注重名节的袁可立哪里愿意受这种屈辱，直接上疏请辞回家了。
高攀龙自杀这件事一直是袁可立的一个心病，但阉党势大，袁可立也无可奈何。
现在魏忠贤已经伏诛，又有机会为这位贤弟恢复名誉，袁可立哪里还坐得住，含饴弄孙的想法已经被他抛到脑后了，现在恨不得是立马飞到京师去才好。
在袁可立准备启程的时候，孙承宗的车驾即将来到京师的城门外。
这一路上的见闻，实在是让孙承宗有些痛心，各个城池周边聚集的流民，比他离京之前要多了一些。
保定府进京的路上，沿途有不少田地荒芜了，昔日嘈杂的村庄，炊烟稀少了很多。
孙承宗还遇到了数次卖儿鬻女的，倒不是这些父母心狠，实在是自家养不起了，怕饿死。
面对这种情况，孙承宗慷慨解囊，救助一二，但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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