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老朱是真冤，比如史书上记载老朱残暴嗜杀，就算是那些跟着他起家的老兄弟也能毫不犹豫的痛下杀手；比如说，都说老朱忘了自个儿出身农民，定下的军户、匠户、农户、商户制度只是为了维持朱家的江山；再比如说，都说老朱没什么学问，定下三十税一的税率纯属于拍脑门子瞎决定。
就连某部知名的历史大作《史上第一混乱都调侃过这事儿——朱元章表示，就算让木匠去当经济学家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所有抛开历史背景谈制度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比如说老朱杀功臣这事儿，汤和、耿炳文、沐英、郭英、徐达等一众大明的开国功臣们绝对会跳出来表示没这事儿，被杀的那些都是因为他们该死——胡惟庸意图谋反，蓝玉炮轰自家城池，哪个不该死？
实际上，老朱定鼎天下后曾经册封了2位公爵、79位侯爵、12位伯爵、11位子爵和23位男爵，这10个勋爵当中被处死只有26人，其中公爵4个，侯爵20个，伯爵2个。
杀功臣？
徐达表示我特么在北平挂掉的，吃不到南京的蒸鹅啊混蛋，你们少往老子身上泼脏水！
关键是还有一个人的存在，可以左证老朱并不是那种残忍嗜杀的昏君，那就是史书上并不出名的御史大夫范从文。
御史大夫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自然不必多说，只是跟其他朝代御史大夫不同的是，大明朝的御史大夫们有属于他们的绩效考核，每人每年甚至详细到每月都有一定喷人量的绩效考核——喷的多了不一定会涨工资，但是喷的少了就肯定会扣工资。
言官嘛，风闻奏事，喷对了就对了，喷错了也无所谓。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明的御史大夫们才会像疯狗一样逮谁咬谁，看谁不顺眼就先喷几句，有证据没证据都得弹劾弹劾，就算是面对皇帝也不会手软。
御史大夫范从文就因此而得罪了朱元章，多次毫不留情的硬怼朱元章不说，甚至指责朱元章存在“罪、过不分明”以及“权大于法”的情况，反正就是喷，为了保证自个儿能拿到工资，范大夫也算是豁出去了！
然而，朱元章不仅没杀范从文，反而赐给了范从文五幅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条幅，表示你范喷子喷的对，咱这个皇帝喷不过你，所以赐你五幅你老祖宗的名言，咱给你五次免死的机会，以后你丫就放心的喷。
这要是搁在大唐，那肯定又是一个魏黑子一样的大喷子，搁在大宋也肯定是又一个包黑子一般的大喷子，即便是在大明，范喷子也绝对称得上是鼎鼎大名。
可惜的是，范喷子的牛逼事迹在史书上并不出名，因为洪武年间的御史大夫范从文是范仲淹的第十三世孙，而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则是明末清初大大有名的汉奸卖国贼，所以，范从文喷了朱元章却屁事儿没有，甚至还能得到五次免死条幅的事儿在史书上自然被一笔带过。
再比如说四民制度和商税。
当时大元朝廷眼看着要凉，天下处处烽烟，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最后死的全是老百姓，很多城市直接退化成乡镇，很多乡镇更是干脆退化成了一片废墟荒芜。
比如着名的扬州城，那个在诗人笔下“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扬州，从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直接退化成一个仅剩十八户的破城。
《明史·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按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至今扬州仍有“十八家巷”。
而且北元朝廷在跑路的时候，席卷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不说把中原堂口能当钱用的贵金属席卷一空吧，起码也没给老朱留下什么玩意儿。
更关键的是，北元朝廷虽然跑路了，但是北元朝廷并没有彻底凉透，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所以，当时的朱元章面临的是这样儿一个烂摊子：北边有北元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南下；中原一片废墟荒芜，百姓生计维艰；朝廷手里没钱，无力支撑大规模重建和对北元用兵。
老朱能怎么办？
搞军户制度，一是能为国库省钱，用军队耕种养军队的法子来维持着大明的兵力，二是能利用军队进行囤垦，让大片荒芜的土地得以重新开发。
搞匠户制度的原因也差不多，因为当时北元未灭，其他各路义军或者说反贼也无时无刻想着卷土重来，把匠户都掌握在手里，起码能保证军械方面的供应和封锁。
至于商税……有人说老朱之所以定下三十税一的商税，是为了表明自个儿重农抑商的治国思路，不让商人交太多的商税，是为了让商人感觉自个儿在国家的地位低下，这种言论就是纯纯的扯蛋了。
老朱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是真的，开局一个碗也是真的，但是能够从一个破碗起家到定鼎中原，再到自己写了一大堆《御制文集、《资世通训、《祖训录、《大诰武臣、《御制大诰《醒贪警要录等一大堆书籍，就说明老朱绝对不可能是个蠢蛋——既然不是蠢蛋，又为什么会定下三十税一的商税来重农抑商？
老朱难道不知道农民都是穷的叮当响的穷鬼？老朱难道不知道百姓活不下去了就会接着造反？老朱难道不知道从商人的口袋里能掏出更多的钱？
一个当过和尚要过饭的皇帝，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
然而正是因为知道，所以老朱才会把商税定为三十税一，因为当时天下初定，老百姓民心思安但是生产力低下，大明只能指望商人进行财货流通，而想要提高商人的积极性，就只能用降低商税的法子来吸引更多人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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