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任何人都有欲望,即便是儒家思想倡导行君子之道,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懂得慎独。
但一些儒家门徒真正讲到关乎于自己利益的东西,往往会忘记圣人教诲,做某些小人之行,到最后也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讲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可却忘了还有对应那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时就闭口不提了。
圣人自觉对本家学说诸多矛盾处难以圆回来,自己又做不到,于是就将君子之行的标准给降低了些。
若是不能达到“君子不器”的境界,将自己打磨成一种好玉器也无不可。
就有了那句十哲子贡的灵魂三问中的第一问。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
曰:‘瑚琏也。
一语道破天机。
但这层境界同样很难做到,于是圣人又去找方法,将标准再次降低。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什么意思呢?
圣人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有所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
还有另一层意思,狂者有很强的进取心,但实际能力不行,简单说就是志大才疏;狷者没有那么高的志向,但很老实本分,洁身自好,不跟周围人同流合污。
如今,大争之世中,诸子百家多为“狂狷者”。
有道门老庄都是“清谈”者,核心理论便是虚无缥缈,逍遥自在,而且明确主张“无为”。
墨家巨子,兼爱非攻。
名家辩士,争名夺利,呈口舌之快,也属于“狂狷者”。
圣人老来成为“中行”者,也是“狂狷者”者。
先儒后法,属于儒家另类,在儒教学宫中排名第三的后圣荀子也基本是“狂狷者”,但是后圣不主张与“狂狷”者相与。
他在《非十二子》中把“言伪而逆”列为“五必杀”之列。
后来的韩飞、商宰就更不属于“狂狷者”了,他们是力求诉诸执行、极力反对“狂狷者”的,况且对他们这些身居庙堂之中的法家门徒而言,狂狷者的习性并不利于日后官场生涯与生活琐事。
所谓锋芒毕露,不知检点,毕竟得来天下笑,狂生耳的低贱评价。
即便当今世界,仍十分重视百家学士对某位初出茅庐想扬名天下之人的评头论足。特别是向来以知人、评人著称的名家辩士,几乎连自家人都评点的滴水不漏。该夸就夸,该骂还得骂。这每月一次的月旦评,品评天下文士,就是对此事最好证明。
其实,儒家圣人的原话就讲得很明白。
“中行”就是搞中庸之道的人。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狂狷者就是思想言论先进、但并非想到什么、说到什么就都付诸行动,而是有所不为、甚至只谈不为的人。
圣人实际是把“士”分作两种。
一种是“仕”,也就是从政。
一种是不从政只议政、纵论天下,专事议论是为“狂狷者”。
这类“仕”多出于名家,清谈辩论之法极近玄妙高深,能将黑的说成白的,白马说得不是马。
言归正传,荀老头心中对楚宁早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价。
“孺子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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