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重赋地区,好比苏松两府每亩正赋全国最高,达一钱二分银,再加漕运负担又徒添成本,也是逋赋拖欠最严重的地区。江南苏松常嘉湖五府分派的金花银额度基本占到四成多,这也算是朝廷对赋额最高地区的一种经济补偿,而地方政府就可利用金花银的货币杠杆效应来调节治下百姓的赋役负担比例。
而在这个关键,马仕璋的金花银题本明显带有某种指征或者意图,同时也是他的政治智慧。
首先,这个提案显然会得到朝廷方的支持,金花银虽然一直都径解大内,但永明帝并不是万历皇帝,现如今金花银的使用实际归属户部,是财政收入里很大的一头,当然越多越好,而真正意义属于皇帝私库的是邬阑执掌的女官库。
于地方府县来说,金花银就是一种以折银来清逋,实际属于货币化田赋,但是,地租却没有货币化,依然以实物缴纳为主,即便有地区存在货币地租也是寥若星辰。其实原因就在于,折粮价远低于粮食的市价,尤其在粮食歉收,粮价高企的年份。这种折银方式固然可以缓和逋赋压力,纾解民困,但真正受益的还是地主,更何况折银率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
而马仕璋题本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高折率,最终影响的是土地价格。一般来说,农业的收益回报率低,耗时又长,土地价格就是其收益的贴现,而折银差价的这部分收益是算在土地收益内的。这部分收益缩水,等于收益回报又低了许多,自然要影响贴现价格。
但是提高金花银折率是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
一个道路改革,就引出了一连串问题,无论是什么理由,其实都是利益的博弈。
当然最好就是找出一个最佳解决方案,能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只是,世真有什么万全之策?
马仕璋的提案一出,果然引得朝臣个个交头接耳,以至于御史、序班立刻出来纠察举劾,这才压住了朝臣的私下议论。
而他还没结束,又接着算了一笔账:
“以苏松常镇四府去年所缴纳金花银来算,总数为三十六万两多,按照四兑一的比率,那么折算的税粮就该为一百四十六万石出头,而分配给这四府的税粮总额包括官田的地租在内,为四百万石有奇。这样一来,金花银则占了三成多不到四成。”
“但是我朝一年的总田赋在2950万石左右,其中金花银为粮400万石,只占到总赋税的一成多,虽然这四府所分配的税额看起来很多,但因为金花银折率低,实际所缴纳的因为这个低折率而大大减少了,至于加耗的征收,这四府所缴纳的也没有比自己应该承担的多。”
“然而在2950万石的总田赋中,其中运往边镇卫所、京师、留都以及贮藏在临清和德州的税粮加起来有1350万石左右,两厢比较下来,其实不难看出,这四府所负担的并不比必须向边镇卫所供应800万石粮食北方几省要重!况且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官田,地租也一并算在内的。”
“苏松常镇嘉这五府富庶,尤以丝纺业发达,一直以来,朝廷都希望这五府能再多承担一些税额,以缓解其他地方的压力。但是,这个大账为何就一直没人算过?当然,也不是没人算过,只是算来算去,恐怕都算在了百姓身。所以逋赋问题不能只看到百姓拖欠了税粮,还要想为什么百姓没有享受到低折率带来的足够实惠?”
这个问题简直直击灵魂呐!永明帝身旁站着的邬阑听了他的一番言论,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转而又突然想起去年在六合与县令方四维谈及租赁县学田时,当时他和那位师爷表情都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想来,难道就是因为自己自动想成了以货币来缴租,而非实物缴纳的缘故?
如今邬阑才恍然一悟,看来自己以后世思维考虑当下的很多事情,还是想当然了!要不是租练山马场的价格让他们满意,恐怕那时都不一定将学田租给自己。
这厢的她,还在发散思维,而那厢又有人出声问道:“那就请马给事中再说说,既然你认为这个折银率定得过于随意,那么又该怎么定?定多少才不随意?”
邬阑循声望去,是巡抚苏松及浙江的户部侍郎苏锡瑞,而他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看。
本来诸巡抚官是每年八月返京,会廷臣议事,这是定例,而今提前至四月回京,就是为了陆运之事,由此也看得出永明帝其实早就有所安排。
马仕璋并没直接回答,他沉吟片刻,才对皇帝道:“陛下,臣只是觉得折率应该跟随粮价,而并无具体的数值。”
苏锡瑞闻言不禁冷笑一声:“既然马大人给不出具体的数值,那又凭什么认定过往的折率就是随意和盲目的?”
马仕璋听着他的愤愤之言,不由一哂,这就心里不平了?
而此时班列中的户部尚书古德海却站了出来,面帝禀道:“陛下,臣倒是觉得可以以每石折银八钱为率。”
八钱为率?永明帝想了半天,不明白他说这八钱又是依了什么规矩?
这可是你深思熟虑过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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