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露再一次语塞，就像章祀说的，孔子前期很多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礼法，又何谈从始至终，都是推崇礼法呢？
语塞一会儿之后，湛露想到了一个比较恰当的说法：“《索隐》称赴宴被阳虎驱逐，是他人所诬，另有一说，孔子并非赴宴，而是前去取要经书，因此这是嗜学，并非违反礼法。”
“且不谈《史记注》在这件事上有这牵强附会，强行解说的可能。
只说《史记·孔子世家》依照《孔子家语》所录，在这种不和礼法的事，且有甚是丢脸的事上，不加以掩盖已经属于笔者正气，是孔子门生德行所在，又怎么会去诬陷圣人？
而且孔子十七岁丧母，十九岁娶妻这也是既定事实，这期间不过两年时间，如何符合守制三年？就算是二十七个月。
可《论语·八佾》载，孔子入鲁国太庙，凡事需要询问他人，还被别人讥笑。孔子以万事询问，便是礼仪所在。
敢问民泽兄，如果你懂某些东西，还会去反复询问别人？这符合常理？休要说这正是孔子贤德所在，为避免出错，所以慎行。
如果果真是这样，那为何以后的日子，不见孔子询问？不曾听过孔子在昭公十七年之后，反复询问他人官制？”
章祀一连串问题，问的湛露哑口无言，因为章祀说的的确有可能，那就是孔子之前根本对于礼仪之事，不过是仅仅知道一些正常民间礼仪。
这也符合孔子家世。
虽然孔子是贵族出身，但他的爹早死，是颜氏一手将他拉扯大。而且孔子年少多鄙事，这个时候他有什么资格去学习士的礼？穷到这种地步，谁又会给他授礼？
颜氏一届女流，不可能有进入太庙可能，同样也不可能知道贵族男子的礼，显然是不可能教授孔子，那么孔子又怎能称得上知礼？
当然，这件事只是章祀猜测，并不代表真的如此，可是因为《论语》并没有标注时间，所以这件事也代表未必没有可能。
既然有了双向选择，那无疑是章祀利于不败之地。
紧接着章祀又说：“南宫适、孟懿子学礼事，《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南宫适、孟懿子弹前往学礼，《春秋传》则在昭公七年，可孟懿子与南宫适生在昭公十一年，如何前往学习礼？
又按照孔子三十而立，这才收徒教学，是年昭公二十年，如此可以确定，三十岁前，孔子一直立志于学。
而《家语》正好证明这一点，孔子适周问礼回鲁，方弟子三千。也曾说夏礼他知晓，但是杞国不足以证明，他知晓商礼，但是只有宋国还有残留，他学周礼之时，天下人都在用，所以从周。
由此可见，孔子也是在实践中才发现，在当世无人可以定礼时，也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周礼来维护当世秩序。
如果不是孔子实践过，他又如何知晓，杞国不能证明；如果孔子没有去考证，又怎么会知道，宋国只有宋国残留商礼？如果孔子没有去求证，他又怎么会知道，周礼天下人都在用？”
章祀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既然他要开辟一条新路，那么首先就需要举大旗、扯虎皮，不然空口白牙谁也不会信。
就像古之开国帝王，必然要给自己找一个好家世，提高自己的身份。
虽然具体身份如何大家心里有数，但是有了一个旗号，那么说话就可以更加硬气。
而在学术方面，不管扯谁的旗子，但绝对没有扯孔孟旗子有效，因为孔孟是儒家之祖，当世所衍生的学派，无一不是孔孟所传一派。
即使不是，大家也会往孔孟身上靠。
面对章祀扯大旗的话，湛露无话可说。
倒不是他知识含量比不过章祀，而是没想到章祀居然把功课做的这么足，而且全部都是拿着一些时间线含糊不清，但又确确实实发生了的事情，给他的话作为立足点。
反观自己，没有任何准备，对于这些本身就没有想过的事情，根本没办法找出相应的证据来反对。
更何况，章祀还故意将时间线模糊，如此一来就更加无法找到证据反驳。
辩论嘛，找不到证据反驳，那就是失败的一方。
所以说这场辩论中，他失败了。
不过湛露虽然失败，但不代表他就赞成章祀谬论，所谓的实学，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个时代，根本无法传承。
人是趋利避害的，他们知道务虚和务实，哪一种对自己日后路程更好。
王安石新学务实，可王安石死后，新学衰竭，功利学务实，可叶、陈二人死后，学术就消失殆尽。
理学有务实部分，可最终全被人换成了务虚，成为上升渠道的捷径。邱濬务实，可邱濬弟子，基本上没有人得到务实精髓。
务实必然需要做事，重实践，然而在这个务虚的世界里，务实又能坚持多久不变？
所以湛露极为不看好。
由是他对章祀的话避而不答，黑着脸跑到屋外大喊一声：“如何这般时候，饭菜还没上来，你这酒肆莫不是不开了？人呢？”
怒其不争的湛露无法将怒火发泄到章祀身上，又加上酒肆饭菜久久不来，正好也就当了他的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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