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邹先生完全是两个极端。
在北大的中年一代的老师之中，俞先生跟邹先生可以说是最早出成果的两位。
因为他俩都是研究生。
在恢复教师职称评级的时候，他俩是考古专业最早两个被评为副教授的中年讲师之一。
不管是吕遵锷，严文明、李仰松、高铭等老师都要比他们慢。
在这个方面，邹先生跟俞先生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尤其是邹先生早些年就确定自己在商周考古的研究方向。五六十年代就做出了一些成果。
而俞先生也是如此。
他在考古所的三年主持发掘了三门峡诸多遗址。
不过有些惋惜的是，他回北大读研了，这方面的发掘工作就断了。
不是说他整个三门峡发掘工作断，而是说，俞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断了。这种断裂，对学术成果也是有影响的。
直到八十年代，俞先生才重新开始楚文化的研究。
到后来，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的编订和实施，俞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规划方面，俞先生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整个三峡水库建设中所有文物点都得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创造了大型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奇迹，俞先生在其中的历史功绩将永彪史册。
当然，三峡文物保护什么的，那已经是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俞先生已经调入历博了。现在，俞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战国秦汉考古，而且，大部分精力都是放在教学任务上，考古发掘研究的经历肯定比在考古所的时候少，也比未来调任历博的时候少。
北大教授是很重要的身份，毕竟北大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要论具体发掘研究方面，北大教授反而会受到限制，因为经费有限，还有大量的教学任务，没有办法专门埋头搞学问，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来支持自己搞学问。
这种身份的转变，有得必有失。
苏亦也不觉得俞先生后来出走北大是一种错误。
但对俞先生来说，他对北大考古系肯定是有感情的，要是能留下来，他肯定不愿意出走，这主要跟苏秉琦先生在北大独立成系以后，没有能够继续担任系主任有关。
嗯，这些八卦。
是苏亦的猜测。
但根据他前世搜集的资料判断，应该无限趋于事实的真相。
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来说，他现在是宿白先生的研究生，宿先生担任未来的考古系系主任，对于他留校北大肯定是利大于弊。
但是，一想到眼前这位先生也因此离开北大，苏亦也充满感慨。
这些师长之间恩怨争议，苏亦觉得自己不变掺和。
现阶段的他，也没有什么能力掺和，目前这个阶段，把俞先生当成一个值得让人敬佩的师长来对待即可。
实际上，他也仰慕俞先生的学问，他对商周考古不感兴趣。
但对俞先生研究的战国秦汉考古还是蛮感兴趣的。甚至，他研究的楚文化苏亦也感兴趣。
从兴趣方面驱动的话，他要是不读宿先生佛教考古，有选择的话，他最希望拜入的就是俞先生门下。
至于苏秉琦，他当时就没有纳入考虑范围。
总觉得苏秉琦先生距离他太遥远了。
他当时，都不知道苏秉琦要招收研究生。
如果一开始，他直到苏秉琦先生招研究生的话，在佛教考古跟秦汉考古或者新石器考古方面，苏亦就有得纠结了。
因为后面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大遗址大古国的概念，都是苏亦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甚至还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部分，也都值得研究。
不过现在嘛。
他只需要在佛教考古方面攻城拔寨即可。
其他的，不用想那么多。
所以现在，苏亦跟俞先生聊天的时候，整个人都很放松。
而且俞先生对于他写的《燕园古建保护倡议书》也蛮感兴趣的。
先从书法聊起，然后再聊到内容立意方面。
如果你认为俞先生只是一个考古专业的老师，就对书画艺术一无所知的话，那就太小看俞先生了。
俞先生的书法或许写的没那么好，但他在书法方面是有研究的。甚至从书法方面就聊到了当年给他们讲述工艺美术的启功先生。
因为苏亦写的就是启功体。
王讯他们这些考古专业的学生不知道苏亦写的启功体，俞先生曾经上过启功先生的课，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会不认识
“当年我们最初读的是博物馆专修科，当时，考古方面的知识上的不多，反而是博物馆方面上的很多，启功先生给我们上工艺美术，沈从文先生给我们上古器物课，还上过服装史的相关课程，甚至当年的故宫院长也给我们上课。只是没有想到你在书法方面会受到启功先生的印象。毕竟在岭南画派的书画大师不在少数。”
苏亦笑，“毕竟陈垣先生是我们新会人嘛！”
这话一出来，俞先生也笑了。
因为从这点来说，苏亦学习启功先生的书法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想到这里，俞先生有些感慨，“可惜你年龄太小了，要是早个二十年，不，十几年也可以，你要是那时到咱们北大读书，说不定就有机会聆听陈垣先生的教诲了。陈先生在佛教史方面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你们又是新会人，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呢。”
这种事情，就是属于一种美好的畅想了。
就在这种有好气氛谈话之中，宿先生回到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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