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发掘，情况惨不忍睹。
因为董作宾只关注甲骨文，就是专门找带字的龟甲，其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关注，别说地层土质什么的，甚至连不带字的龟甲他都懒得关注。后来，看到他的报告，史语所的众人就炸锅了。
就连吴金鼎在回忆此次发掘时，都忍不住吐槽，“照相用科达的胶卷照相机，一卷8张，拍了十来张后，看看还有两三张没有拍完，原来有好几次拍后忘记转过底片。”
这是在吐槽，董作宾对于近代测绘、拍摄仪器等设备的不熟练。
因为董作宾根本就是按照罗振玉老一派的发掘做法，完全就是挖宝，而非发掘。
被吐槽多了。
看到这部分资料，苏亦都忍不住乐了。
董作宾在后面的报告之中，也多出了一些甲骨文以外的东西。
然而，这还是不行。
所以，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
等李济以后，就由梁思永先生接棒，正式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
苏亦在梁思永先生的传记都了解到这些经历，只是一些细节的东西，要靠原始史料来验证，这样才更加精准。
七七事变以后，史语所在小屯的工作就被迫停止，而且当初殷墟出土大量的文物，给运输跟保管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考古人员起初是一块块取出字骨的，但一天的时间只取出了埋藏珍品的面上部分，显然这种方法不行。于是，他们决定将它整块地挖出来。
因为要跟日本人抢时间。
于是，一经决定，就立即采用新的方法。全体队员一刻不停地工作，用了四昼夜的时间，将这一整块埋藏珍品挖出来了。然后整体运走。
但是，条件有限，发掘出来的东西，想要运走并不容易，因为东西太多了。足足有三吨多的大土块。
后来，发掘队集思广益，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
弄成那么大的集装箱，如何运到火车站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出土地点距车站还有十多里路，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
考古队员和当地的发掘工人发挥了集体智慧，他们利用本地的工具和大量人力，最终解决了搬运难题。7月4日，那只沉重的大木箱运到了火车站，又用了8天时间，7月12日安全运抵南京史语所的所址。
然后才有史语所工作人员清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出土的珍贵文物被迫西迁，先到昆明，又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
在颠沛流离中，珍品遭受不小的损失。不过这些损失都被文件记录下来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李庄安顿下来以后，考古学家又对这些出土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这才是殷墟发掘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东西，几乎需要李济先生用后半生的时间去整理。
主要学术成果都汇聚在他的专着《安阳》之中，1977年，李济在美国印行了以“安阳”为名的英文本的考古叙事着作，全面回顾了1928年至1937年安阳殷墟发掘的总体情况。
这书，是后世苏亦了解这段发掘成果最为重要的着作之一。
其实，再次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不是董作宾，不是郭宝钧，不是李济。
而是梁思永，是高去寻。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0岁。去世前梁思永唯一放心不下的是，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带走了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
当时他因患急性肋膜炎而不得不去重庆动手术，所以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
梁思永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史语所、考古所的同仁悲伤不已。后来他们一致推举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完成梁思永的遗稿。
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09年出生。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田野考古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大家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
之所以被称为老九，那是因为从事殷墟发掘的考古组的主要工作人员当时号称“殷墟十兄弟”，这十兄弟虽参与发掘的时间略有先后，但年龄相差不多，依大小排列他们是李景聃、石璋如、李光宇、刘燿、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
有人说，梁思永对高去寻这位年轻的弟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安排他去挖掘小墓。
对于这个说法，苏亦不认同。
梁思永先生提携后辈方面并不吝啬，甚至在发掘遗址尤为放权，愿意培养年轻人给年轻人机会，只不过当时高去寻经验不足，只让他去发掘小墓，由于高去寻当时无缘视察大墓，这就为他日后整理大墓报告增加了难度。
对于大陆而言，高去寻这个名字较为陌生，但在台湾则赫赫有名。
他1948年冬到台湾，后任史语所的所长。
他是河北人，毕业于北大史学系。
他参加了殷墟第12至15次发掘，除参加小屯村遗址和西北冈墓地的清理外，还主持了大司空村遗址的发掘。
由于殷墟前15次发掘的主要材料都被携运到台湾，他便在梁思永先生初稿的基础上，对编号1001、1002、1003、1004、1217、1500等商王陵继续加以整理和辑校，陆续出版了发掘报告。
从1958年到1976年，高去寻历时18年才将梁思永生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
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着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
这活确实不容易。
因为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梁思永先生的草书另成一格，不好认。
再加上时间久远，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退色，有些还被误认为是白纸。
高去寻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
单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梁思永原作的80倍。
尽管如此，高去寻在出版报告的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高去寻辑补。
这些报告还署有“梁思永遗作”的字样，在台湾曾获大奖。
但最后还有一两座大墓未出版，总报告也未完成，他就因病故世了。
当时，苏亦直到这段师生的传承故事的时候，整个人极为动容，忍不住泪目。
遗憾的是，重活一世，依旧没有机会再见梁思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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