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然而，听到苏亦向达诸位先生在大英博物馆的遭遇。
台下的同学都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收藏。”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听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屡次刁难国内的学者，台下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个个怒火填胸，群情激奋。
尤其是在苏亦念到向达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时候，同学们就绷不住了。
然后开始咒骂起来。
他们骂英国佬，骂斯坦因，骂王道士，骂汪宗瀚以及甘肃学政叶昌炽，因为敦煌藏经洞经卷流散海外，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斯坦因的捐赠。
苏亦也不阻拦同学们发泄着他们不满的情绪，王永兴同样也不阻拦。
等大家发泄过后，苏亦才说，“英国人确实傲慢，不过他们的傲慢则来源于他们的无知，因为，同样盗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国却成为西方汉学大本营，甚至巴黎都成为西方的汉学中心，而英国人却在汉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所以，我们不需要跟这无知的人去一般见识，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咱们这些前辈历经磨难才抄录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好好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与其去谩骂，还不如好好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去做学术研究。
不过那个年代，相比较法国，英国人确实对于中国的学者更加不友好，这也跟法国汉学盛行有着重要的关系。
所以，苏亦说他们无知傲慢，也并非没有道理。
“其实，向达先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向达先生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直到1年，他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咱们现在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其实对于向达先生的故事，苏亦一开始是犹豫，他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因为直到明年，对方才沉冤昭雪。
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上大肆讲述着对方的故事，好像有些敏感。
然而，在历史系内，众多师长都不甚在意这些事情。似乎大家都能够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这种情况之下，苏亦对于某些敏感人物经历的讲述，也逐渐放下了顾虑。
对于向达先生，苏亦有顾虑。
但对于接下来要讲述的姜亮夫，苏亦就没啥顾虑了。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然后从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姜亮夫曾在他的着作之中，记录着经历，“我在一九三九年曾去翻阅过近千卷，也摄制了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并抄录了些有关文学史地的卷子校录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经典真是美不胜收的祖国文化的宝库呵连在伦敦所抄得的，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与杂录诸书。”
如果说浦江清、向达还有姜亮夫等人都是公费留学，甚至带着任务去抄录这些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的话，那么王庆菽更多是一种使命感了。
因为这位先生是自费去英国陪读的。
“1948年王庆菽自费前往英国陪读。1949年初来到伦敦从头到尾阅读斯坦因所藏经卷，除了将敦煌俗文学资料抄录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药方等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1950年，王庆菽又到巴黎抄录敦煌俗文学资料并影印了45卷533张显微照片。”
所以，不管是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只要对敦煌文献抄录有主要贡献的学者，苏亦都没有忽略，而是把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出来。
罗振玉、董康、傅芸子、刘半农、郑振铎、浦江清、张素痴、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等，这些人，每一个人对敦煌文书搜集都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这些前辈，在异国他乡，历经千辛万苦，抄写经书这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能够顺利抄录已是幸事，而更多的前辈却遭遇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刁难。
一代又一代的大师，为了敦煌瑰宝重回祖国付出了很多。
苏亦对于他们的故事，一一讲述。
也是他这个后辈对于这些对前辈，另一种方式的致敬。
我在北大学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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