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王永兴就真的把讲台的位置让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宿白的课堂。
突然被到台上，苏亦也有些猝不及防，但王永兴都知道他叫“小师兄”，肯定对他的情况并不陌生。
苏亦接过王永兴递过来的粉笔，想了想，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1949年前敦煌文献的收集、着录和整理历史。
想了想，又写了一个名字董康。
因为罗振玉、跟王国维关于敦煌经卷的搜集故事，王永兴已经讲述完毕，苏亦也不需要去赘述。
“感谢王老师让我上台跟大家分享这段关于敦煌文献搜集、着录和整理的历史。我按照时间的顺序，先给大家讲授一下董康吧。”
苏亦确实要感谢王永兴，这位先生的魄力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大。
他原本是过来蹭课的，哪里会想到摇身一变就成为助教。
但这种机会，苏亦并不抗拒。
这个年代，北大历史系有多少个青年教师想要上讲台而不可得。不止，青年教书，就连周一良、田庆年这样老教授也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想要上讲台也不可得。
然而，对于苏亦来说，讲台就在脚下，他有何种理由不好好珍惜。
从这点来说，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王永兴对他的欣赏，或者说，王永兴比其他的几位先生更加具有主见。
当然，也跟王永兴的身份有关，他毕竟是北大的教授，跟漆侠先生这些被外聘过来的兼职导师不同，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刚才王老师说两江总督端方让董康通知罗振玉等人，关于伯希和拥有敦煌经卷的情况，那么董康是什么人呢？”
“说起来，这个人的经历还挺传奇的，他是江苏武进人，中华民国时期着名政客。也还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藏书家、法律家、大律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民国成立后，董康回国，自1914年起，董康先后任北洋政府任职，职位太多了，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抗战爆发后，董康接受日本侵略者之邀，出任伪华北政权的要职，沦为汉奸，1940年改任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董康被以汉奸罪逮捕，1947年病死。但，就是这么个人，对敦煌经卷的搜集却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咱们评论一个人的功与过的时候，并不能从对方政治上的过失而去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
苏亦话题再次拐到罗振玉的身上，然后才分享董康搜集抄写敦煌经卷写本的经过。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
“我前面就说过，董康这人因为汉奸罪被捕，而，在咱们中国成为汉奸的人，基本上在早年期间都有留日的经历，他们跟日本方面有着深厚的关系。1926年后，董康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着书舶庸谈，着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敦煌写卷，其中包括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1922年，董康游历欧美，在英国和法国，在伯希和等人帮助下，董康查阅了敦煌文书数十部，将六十余种拍摄成照片。学术界有评价说董康是最早主动，为英国藏敦煌文献拍摄照片的中国人。此外，董康还到日本抄录和收集敦煌文献。在日本期间，董康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
讲述完董康的故事。苏亦继续讲述傅芸子的故事。
这位先生的故事，也是从日本开始的。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在近代史之中一些着名的历史人物，不管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去日本留学或者避难的经历。
比如，罗振玉、王国维以及董康，甚至还有傅芸子。
跟董康一样，在讲述傅芸子对敦煌经卷的搜集经历之前，必须要讲述傅芸子的生平。
因为刚才在台上，他已经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很多人都不知道傅芸子是何人。
傅芸子，嗯，男，这个很重要，不然光听他的名字，以为他是个女先生。
他着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学家，更是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自幼酷爱国学，博识旧京名物掌故，私淑王国维。
简单介绍一下傅芸子的生平后，苏亦才说，“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对于日本公私藏书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们北大任教，着有俗文学讲稿以及一系列论文对敦煌文学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间，他抄录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小岛右马、冈崎文夫、那波利贞、矢吹庆辉等人从欧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澄清了不少问题。”
说完，傅芸子的经历，苏亦才讲到刘半农。
苏亦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刘半农先生是何人，就不用我过多赘述了吧？”
“可以说的。”
“要不，小师兄，你给我们读一读，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吧！”
没有错，刘半农先生除了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先驱，还是着名的诗人。
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直到后世，还被很多人当做爱情诗歌来传诵。
而“她”字，有传闻就是刘半农先生创造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刘半农的大名，确实不需要苏亦过多赘述。
但台下的学生，起哄者不在少数。
苏亦挥手，“别闹。”
结果，他刚想拒绝，王永兴先生就说，“苏亦同学，如果会读这首诗的话，可以跟同学们读一读。”
现场一阵哄笑。
于是，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之下，苏亦开始读诗了。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
不过，诗歌什么的，只是课堂的润滑剂。
终归要回归主题。
“1920年刘半农到欧洲留学，先是在伦敦大学语言实验室工作，第二年转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目光对准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利用余暇时间手抄了104种敦煌文学、社会、语言材料。刘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这些年抄录敦煌文献成为他的主要副业。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的学习，嗯，包括我在内。”
要论北大学生最为熟悉的人物，并非刘半农，而是胡适之胡博士。
这位北大的前任校长，也曾经有过借阅敦煌经卷写本的经历。
然而，他的这段经历台下的众多北大学生并不知晓。
所以，苏亦开始公布答案。
“1926年，胡适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伦敦，尔后又前往巴黎，他说过，自己在巴黎读了五十卷，在伦敦读了一百卷，胡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中国禅宗史而查阅敦煌卷子同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文学史料。”
等苏亦说完，台下众人方才恍然大悟，也懊恼不已。
以胡适的大名，台下的学生真有人敢瞎喊，估计就没苏亦啥事情了，可是他们偏偏老实，不敢猜。
于是，此刻才有苏亦在台上的挥洒自如，恣意讲课。
我在北大学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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