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大约是零五年前后，夫人住院，我在医院看护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还在上中专的妹妹抽空来医院探望，闲谈中，听夫人说，附近有家卤煮店味道不错。于是中午时分，我就带妹妹去附近找寻。
出了医院大门往左拐，我俩一边儿说着话儿，一边儿顺着大路一直走下去。
后来才感觉，其实那家卤煮店着实够远的。
烈日炎炎下，路边儿大叶杨上趴着的知了们，死命的“滋滋”叫个不停，头顶的太阳已把我俩的影子照得似个圆球。我俩尽量躲在同样窄小的一簇簇树影下走着，免得被这火辣辣的日头灼烧到。汗水不自主的顺着脖颈流淌着……
好不容易来到店门前，门楣上挂着陈记卤煮小肠的牌匾，扫一眼墙壁上的门牌，这里已是南横东街了。
进了门儿左手窗下，是一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和水泡的大铁锅，足有一米直径。锅中是漫如海水般的红褐色汤卤汤，上面漂浮着大块儿的炸豆腐、火烧和炖得软烂的如卤汤般色泽的猪大肠、猪肺头等。我感觉，要不是锅帮里的那两圈儿火烧四下围着，锅里的七七八八恐怕早已满溢出来了。
门口的右手凹进去一个十余平米的空间，摆了五六张一米余长的桌子。桌子很朴实，甚至有些寒酸，就是那种最常见的印花儿压缩板桌面和黑方管桌腿。桌两侧是两条同样普通的长凳。
正对着门口，是一个拐角的铝合金柜台。老板模样的人，身穿米色工作服，手戴白线手套立在后面。看面貌，方头打脸，浓眉大眼，不卑不亢。很有北京人的稳重做派，一副“爱谁谁，这是老子的地盘”的气定神闲之色。
有客人进来时，老板也不多言，只对你点下头，最多问一句：“您来点什么？”
我们俩进门先一人要了一瓶北冰洋汽水。插上吸管先嘬上一大口。当带着浓烈气泡和橘子味道的冰凉液体冲破喉咙时，我俩瞬时暑气全消，并相视一笑，同时“嘎”的一声，一人打了一个响嗝！
此时一身的汗水在屋顶风扇的轻摇下，也感觉不那么湿腻难耐了，甚至有一种清风拂面、神清气爽之感。
身上一舒服，胃里就空了，鼻子也越发灵敏起来。
我来不约而同的望向那口“咕嘟咕嘟”的大锅……
此时，大锅里的浓重厚味，正在整个屋中萦绕不去，甚至融入到我嘬到嘴里的每一口汽水中。
肚子就这么跟着锅的节奏也“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妹妹笑着拍我的肩膀，说她也听到了我的肠鸣！
此时屋内虽只有三三两两食客，但还是要等餐的。于是我俩各要了一碗卤煮，我外带多要了一个火烧，一共三十五元。结了账，我俩捡个靠墙的桌子坐定。一边儿嘬着北冰洋汽水，一边东瞧西看。
屋顶上除了那两个慢悠悠转着的米色吊扇外，就是三根荧光管灯。此时它们正发着比室外亮不多少的微光，有一根管灯甚至还时不时的会闪烁一下。
地面是再普通不过的水磨洋灰地，有的地方磨得锃亮，而我的脚下还有些返沙。
环顾四周，绿漆油成的墙裙子，因年深日久已斑斑驳驳，漆皮四处翘曲不堪，露出里面的大小不一的点点白墙。恍惚看去，犹如身处一整面抽象画中一般。
我俩饶有兴味的远远看着锅前的伙计在忙碌。
用铁夹子先从锅里拎出一挂大肠。热气腾腾的肠子在案板上蜿蜒着，热气催动下的肠子，犹如有生命的肥蛇一般盘旋蠕动着。伙计则像果敢的斗士般，手拿宽背儿薄刃的宽刀，“当当当”的剁下去，生怕其逃跑似的。肥蛇瞬间成了一节节红褐色的“风琴”。
紧接着是拿肺头和炸豆腐开刀，而剁它们用如此锋利的武器，简直是大材小用了。只是剁两个烧饼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烧饼的抗争。那死面的烧饼，虽经卤水一再烫煮，但坚韧的品行不曾失去。一刀下去，艮倔的性格尤在。
此时屋里的食客相继大快朵颐时，锅前伙计终于也冲这边挥了挥手，我俩便一起去端。
我俩来到锅前时，伙计已开始往碗里倒最后一勺浓稠的卤汤了。捏上两撮香菜后，伙计把瓷砖灶台上冒着热气的蓝边儿碗，熟练的推给我俩。这是我才看清，那口大锅下，烧的是土灶。
老板手撑柜台，举目四望，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看他眼里神情，我们这屋子，不似如此逼仄，倒有千把平米大呢！
看着老板指点江山的神情，让我想起早先在国营饭馆吃早点的经历。
那次我跟打豆浆的大姐要勺儿糖，大姐冷冷的说了一句：“三毛一勺！”我递给她五毛钱，大姐蒯了勺糖给我后说：“没零钱，不找了啊！”那语气里，有坚决、有豪气、有因相熟而不讲理、有咧咧的杀伐决断的气势，让你听了完全没有反驳的余地和胆量！我当时心里就话：“您就定五毛多好呢，还省吐沫！”
酒足饭饱。
当我俩一人盛了一肚子的猪下水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好似日头也不那么晒了，知了也不那么吵了。只是后悔，应该手里一人再拎一瓶儿北冰洋。
兄弟就是这样，大碗吃肉大口喝酒，哪么是下水也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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