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根本上的问题，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时期，文臣掌军，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已被打破几十年了，到了正统年间，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争”，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孙，“李”指的是李光辅，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一个是李筠曾孙，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
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
最后，范仲淹联合萧氏，将世宗时期的名将萧惠，推上了枢密使之职，但与此同时，时任西北巡检使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国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枢密副使。
如富弼、韩琦等学院派士人，虽在世宗时期就有名声，并得到充分的锻炼，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权后，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称富弼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达到今时的地位。当然，富弼的出挑，与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显然也脱不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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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定王则起义，虽然以枢密副使石元孙作为主帅，但作为安抚使的敬彦博也是文人出身，并且具备军事指挥之权。在河北战场，韩琦也作为河北转运使、行营粮料使，负责大军辎需供应，手下同样有兵.
虽然早有征兆与趋势，但经由范仲淹彻底发动，针对帝国军令系统进行的改革，也显然引发了大量功臣老贵的不满。因此，这让他们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对于帝国军政影响力的动摇。
而关于范仲淹对军队“精兵简政”的整顿提议，也同样引发了大量不满，即便他是出于严纪强兵的考虑，依旧让人反感，直觉其手伸得太长。
包括自郭良平之后，势力有所回落的海军系统，都对范仲淹不满，因为他试图裁减由老枢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舰造炮计划”。
范仲淹的倒台，让后人产生了无数的遗憾，让无数眷恋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难平，但是，在正统十二年，他的倒台是注定的，这是由帝国统治阶级集体发动的一次反扑，是一股时代浊流，其势难挡。
而范公留下的诸多时代印记，真正为人所接受，并引发众多统治阶层效仿的，便是“义庄”。
早在建隆时期，范仲淹便首倡义庄，在其兄范仲温的支持下，兄弟俩在苏州建立了一座“范庄”，置办土地，发展生产，用以安置、接济那些穷困的范氏族人、亲戚。
争相效仿者很多，得名又得利，等到正统年间，全国各地，由权贵们建立的义庄已然在帝国诸道遍地开花。
大汉帝国的庄园经济，迎来了一波蓬勃发展，而世祖、太宗皇帝曾经努力寻求限制与打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又再度在地主与佃民之间建立起来了，并且更加强势与顽固。
历史是个圈，兜兜转转，最终还是难免回到让人熟悉的轨道上。也正是从范仲淹之后，历代王朝兴衰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与问题，也以一种显著的、不可遏制的姿态，出现在大汉帝国身上，并且再难通过努力，恢复到曾经的清明。
只不过，比起历代王朝，大汉帝国的各种资本要更为丰厚一些，家产也能够败得更久一些。但具体能败多久，除了要看帝国统治阶级的堕变速度，也跟皇帝的素质与作为息息相关，毕竟，帝国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君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依旧重大。
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内外交流的日益紧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以一种可做期待的姿态，出现在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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