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不在看下面的大臣一眼，一甩龙袍，回去钻研木匠工作了。
天启皇帝走了，魏忠贤才从看戏的状态中回过神来，他还没搞清楚状况，他只是觉得这个姚宗文今天有些与众不同，刚刚还对自己抛眼色，到底是啥意思？
站在龙椅旁的王体乾，将刚刚弯着的腰挺起，面无表情地拱拱手说道：“诸位大人，到底是谁结党，是忠是奸，陛下自会分辨，今日时候不早了，诸位大人都先回去，分辨忠奸固然重要，也不能误了陛下的江山社稷，此事搁置再议，待查实清楚在议，退朝！”
皇帝都走了，群臣也只能是散去，但今天这场朝会引起的轩然大波却远没有平息。
查实，如何查实，要查实这些乡党关系，自然是要落到主管人事的吏部与管理户籍的户部手上。
主管户部的户部尚书李汝华，这个人是个油盐不进的人，为官多年从不结党，公私分明从不偏袒，无论是东林党还是三党，他都瞧不上。
因此，这事只要一查起来，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是不是同乡，只要去户部翻一番各位大人的户籍所在地就能知道。
而吏部尚书张问达，虽然不知是不是东林党，但此人在前阵子同礼部尚书孙慎行、刑部右侍郎邹元标一共追查红丸一案，曾一同攻击过方从哲，从上回的态度来看，就算此人不是东林党，也对浙党并无好感。
东林党的领导又都是从吏部混出来的，吏部上上下下都跟东林党熟的很，一声招呼下去，三党所有的升迁记录都弄查清楚。
所有官员的履历一一都在吏部登记在案，哪年哪月哪一天，被哪一位领导提拔，为什么提拔，都可以查的清楚，只不过要费些时间罢了。
从姚宗文拿张居正开涮的问题，经过姚宗文与东林党的几位大人添柴加火，事情已经不再是批评张居正树立反面典型，然后抓几个同党这么简单了。
这件事牵扯上了红丸案，牵扯到了结党，已经演变成为结党营私、图摸不轨！
而说到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提拔老乡亲信这些问题，三党中的浙党问题是最突出的，为了搞到对手，东林党的各位大人们平日里也没少搜集对方的黑材料。
在明朝的官场网络里，能将毫无血缘关系的大臣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依靠的是同学关系、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则是大家在同一年考中进士，称为同年，曾在同一间考场努力过，进入了朝廷便是同学关系了。
同学关系并不牢固，因为大家除了是同一年毕业进入朝廷实习的新人外，并无其他利益挂钩，顶多算是个脸熟，将来出事了，同学一场出个份子钱也就算仁至义尽了。
而师生关系就不一样了，那是带有利益关系的。
明代朝廷的斗争激烈，为了防止像张居正这样，死了还要被人拉出来鞭尸的，那是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
当年的监考官，便会培养自己点中的考生，作为门生，这种座师和门生的关系便是这样形成的。
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新人刚进入朝廷，需要有老司机带着自己探探路，不然辛辛苦苦考上的驾照，还没上路就翻车了。
明代最初的官僚体系，大致也就是由着两种体制形成，而在斗争最为激烈的万历年间，明朝的官场网络出现了另一种关系，同乡。
在万历朝以前也有同乡，但都是小打小闹，到了万历朝由于斗争激烈，为了万历皇帝立太子那点事，大臣于皇帝张开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万历老兄是皇帝，有特权，大臣不合他的心意，便动用手中的权利对触怒自己的大臣贬官充军。
在心灰意冷离开朝廷的那些人中，有一个人叫顾宪成的人，他心系天下，不畏权势，离开朝廷后他也没有闲着。
正是此人创办了东林书院，才有了所谓的东林党。
东林一出，群党并起。
此后，那个在野的人影响着大明的朝局。
为了与东林党抗衡，那些非东林人士开始抱团取暖。
其中最厉害的便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在全新的斗争局势面前，为了适应新的斗争，沈一贯发现，自己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抗衡的，他也需要一个同样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才能与之抗衡。
为了寻求帮助，沈一贯便开始串门拉关系，经过一番走访后，沈一贯惊讶的发现，朝中江浙一带的大臣居多，跟自己那是老乡。
自己是不是可以搞个老乡联谊会？
当时江浙地区富饶，百姓生活水平较高，民众文化教育普遍较高，是个出才子的宝地，而别的一些地方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钱去读书。
在封建社会里，寻常百姓家的男子便是家中的顶梁柱，若是家中有男子读书，那边意味着要失去一个劳动力，因此，除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与小康之家外，读书所要花费的笔墨纸砚、拜师学费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所能供养的起的。
寻常的寒门百姓也就很难走上科举仕途这条路，自然而然，大部分地区的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就要比江浙一带的考生少的多。
久而久之，在朝为官的江浙籍大臣也就越来越多，沈一贯便利用这股老乡的裙带关系，迅速的拉帮结派，浙党就此形成。
随后，齐、楚、昆等小门小派的老乡党也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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