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进宁远挂号，又得西北风一日，可至籍连岛。又要正南风，半日方抵旅顺。风至宜东、宜西、宜南、宜北，可计日而待乎？
藉得勤劳运官忙忙催趱，一年仅得一运，欲求再运，必不能矣。
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臣欲回其来年之运，不得不出实收与之。
若又从宁远挂号，路愈远，漂没愈多，津运儿为乌有矣。
皇上详察登州至旅顺便乎，抑关门至旅顺便乎？
督臣策画舍近就远，弃易图难，臣竟不知其故。
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朝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
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督臣为臣上司，臣辨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误封疆大事矣”（《崇祯长编》卷20）
三月二十五日，毛文龙又塘报敌人欲乘机犯抢，各岛降夷作乱：
“据副将王崇尧报称：奴贼奸细回称，天朝关上宁远米粮至贵，三个月缺饷，兵俱饿死。又说禁止登州海路运船，东江少粮，饿死多命。
目今二王子已统精兵三万余，各带乾粮出门，沿边一带牧马，要来犯抢，等情。
本日又据都司毛永良等报称：奴酋听得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趁此发兵，正好攻抢。
今达贼三四百余骑，已先到沿海攢营喂马，等情到职。不期本岛降夷，因知里边禁海，信息难通，遂有十八余名，于本月二十二日夜二更时分，乘天昏黑，于陆家湾劫船脱走，要勾沿达贼里应外合，攻克皮岛。
守边官兵放炮传烽，警报到职。职随即传令，差副将毛有禄、刘兴祚、陈继盛、王子登、毛有功、林茂春、刘应魁、刘兴贤等，星赴各处海面追赶。
幸得天转逆风，至獐子岛，各夷拼命战射，乱箭如雨，比常凶狠万倍，我兵奋勇砍杀，方得就擒活夷，绑拿上船。
北边尘起，来到接应达子三四百骑，副将毛有禄、刘兴祚等向前厮杀，枪炮打死虽多，不及割级。
毛有杰等半擒半降牛鹿三名，部贼三名，各绑解到职。即将擒回逃夷俱枭示辕门外讫，后擒活夷牛鹿在岛”。（《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8《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塘报》）
毛文龙的强硬回击让袁崇焕极为“不悦”。
毛文龙纵然贵为总兵官，但是在制度里身为督师的袁崇焕还是毛文龙的上司，这种弹劾如毛文龙自言“非体非理”，一方面表明毛文龙根本没把袁崇焕放在眼里，所谓“凌厉咆哮，其心目中岂直无崇焕哉”、另一方面也侵犯了袁崇焕的自尊。（《明史》卷259）
这无疑使袁崇焕对毛文龙的不满加深。
先前，刘兴祚忠顺归降，毛文龙谎报当阵抓获，又慌称刘兴祚带来四百骑，刘兴祚托人让袁崇焕代为表白，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种欺罔冒功极为不满。
崇祯元年夏明廷裁减东江兵马，毛文龙为掩盖自己的虚兵冒饷，对裁兵愤愤不平，屡屡发疏谩骂朝廷当事者，袁崇焕对毛文龙悖傲、撒泼的行为极为愤恨，崇祯二年二月，在上疏言沙汰东江兵马的疏中已明显有不满：
“东江兵二万八千，此道臣王廷试之言也。约数十万，此镇臣毛文龙之言也。
臣屡令人察之，无数十万，然亦未必止二万八千。今只计应用兵若干，与能养兵干，亦安能尽辽人而兵之，而养之，则二万八千之外，例如关外随便安插，任其自为屯种，可也”。（《崇祯长编》卷18）
三月，袁崇焕曾差官徐琏，送火炮、器械于毛文龙，并解释为何禁海、改贡道饷道，并约毛文龙会晤于三岔河、旅顺之间，“以揆地度形，规画进止”。
当徐琏到皮岛之先，毛文龙已发兵变难弥一疏，接到徐琏所持袁崇焕公移和手书之后，流露悔意，身边的将领皆劝毛文龙前来参谒袁崇焕，毛文龙于是差都司熊万祥同徐琏回来与袁崇焕商定约会之期，议定毛文龙前来宁远督师衙署与袁崇焕会晤。
袁崇焕本以为控制毛文龙的军需来源，可以让毛文龙乖乖受制，然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文龙竟然再次拥兵登州索饷。
毛文龙离开皮岛在崇祯二年四月下旬，据《朝鲜李朝实录》卷20仁祖七年四月壬子载，“毛文龙领兵船四十艘，向登州。是时，中国疑文龙居外，久必作乱，议塞登州之路，文龙称以当与袁军门面议军务，遂行”。
毛文龙这次擅自拥兵登州索饷一事，据《山中闻见录》卷5《建州》记载“崇祯二年春，文龙拥舟师掩至登莱，旌旗蔽海上，登人以为建兵至，皆大惊，文龙犠舟天妃庙，焚香而去，廷论益沸”。
《罪惟录》列传卷12下《张可大传》载“二年总兵毛文龙挟降彝三千索饷，抵登州，可大单航说却之”。
《明史》卷381《张可大传》载“二年春，毛文龙忽拥众至登州，声言索饷，可大单舸往迎，责以大义，文龙乃返”。
《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则载登州人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疏称：“其再至登州，则尤可异焉！舳舮相望，精甲耀目，非王濬之平江南，戈船下濑；岂吕蒙之袭荆州，白衣摇橹！一时各州县城门日闭，人心皇皇。
道臣王廷试婉言逊谢，令兵卒登岸杀夺之，寻端逐隙，不曰受我参貂若干，则曰受我商人领状若干，不发一文。
复邀至庙岛，厉目相视，五部内不知所置。幸而小船遁归，直至臣乡，抚按急为设处，始饱欲而去，稍拂其意。
即不谓文龙此时遂破历下以开基，攻祝阿以发迹，又放兵四掠，啸聚芒砀，驰骤淄墨，纪顾登莱一带，首遭其屠戮矣。追论及此，文龙之心可诛，而肉足食乎！”
袁崇焕在斩帅题本中说毛文龙“逼登索饷，便欲肆行劫掠”，可以与之相验证。
当时袁崇焕正在镇江巡视，阅劳东江，航船回至双岛，闻知毛文龙诣登州索饷，袁崇焕“闻报驰还”宁远。
登莱道王廷试向袁崇焕申报毛文龙拥兵登州索饷，且毛文龙本人口出“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
验之前引朝鲜人说毛文龙“悖语乃其本性”，且毛文龙屡屡扬言征服朝鲜，毛文龙说出这话似乎是可信的。
毛文龙的差人也随之来到，辩驳王廷试的奏报，声张于庭说：“文官不肯体恤武官，稍有不合，便思相中，成何事体。既乏饷，何不详来”。
这句话让袁崇焕耿耿于怀。
但是袁崇焕隐忍不发，假装善意地为毛文龙措置军需，“臣即将运来津粮拨给十船饷之，且手书相慰。粮米之外，犒其夷丁千金，猪羊酒面称之”。
这些做法据袁崇焕称都只是愚弄毛文龙的手段罢了。
毛文龙觉得袁崇焕不能拿自己如何，放心地前来宁远，与袁崇焕相会。
相会之事，据袁崇焕称“文龙馆于宁远，请臣还镇相会，臣即还。文龙不过修谒见故事，一二语而别”。
袁崇焕接待毛文龙以宾客之礼，但是“文龙又不让”，这让他很不高兴，斩杀毛文龙之谋“益决”。
袁崇焕这时曾有戮之于宁远城下的想法，但考虑到“倘不受节制，戮诸宁远，而其下不共闻，且恐有负故窟为梗者”，所以他决定放毛文龙回去，与之相约于北信口，商酌地势，考察海道情形，借以执行他预设的入军斩帅计划。
在乘船离开宁远之际，即闰四月上旬，袁崇焕上疏称出海与毛文龙会晤，并为毛文龙请发饷银十万：
“职切惟五年平敌之事，早夜图维，既殚独虑，又集众谋，规势于四镇拥要东藩。按国初马云、叶旺之古迹，则恢复有必乘之势，必由之路。
但百闻不如一见，久欲亲往详阅，适东藩总兵毛文龙禀来，于北汛口候职面授方略。
夫文龙悬军海外，不经督抚节制者八年。文龙自负男子，岂不欲灭此朝食，或以应手无人，逡巡海上……职惟督属相临之体，则文龙宜就职面商进止。
然饷道之改，外议多以迂阻为疑，但从敌觅会萃哨于东口，往返甚速，即今徐琏往返止二十余日，如是其坦且速也。
职欲借此亲涉北讯，一以观复辽之形势，一以验海道之难易，且既与文龙约，不可爽也。
职得晤文龙，披数载之肝膈，出生平之意见，相与极论细陈，以成东西合进之局。
计北汛口离宁远海面不过四五百里，风便则一帆可到，往还不过十日。职一行而关、岛之血脉全通，进取之规模已定，五年全局指顾了然。职前疏所云，辽土未复，辽海全通，端在于此。
至于军中事宜，分属镇通料理，敕书印剑俱留本衙门，以中军何可刚看战守之事。职已区画停当，万无虞也。
惟乞上亟催东江司饷郎中宋献速來到任，并敕户部将应给东江月饷，不拘何项，先凑发十万与宋献带来，通给东江，俾东江将卒知皇上维新之政，锐意恢复，膏泽沛如，兼知饷速道夷，从此按月给发，人人实惠，人人感奋，激励向前，东西并力，则荡平之功，刻期可奏。
此则呈上之威灵，而微臣之至愿，无非为上封疆之计也”（《崇祯长编》卷21）
袁崇焕又上户部揭帖，为毛文龙请饷：“东江官兵望饷如岁，饷司宋献带仅四万，职不得已借带马价六万，共成十万，以给东江。舟之通行，惟此时为便。应给东江饷银，伏乞敕部急发”（《度支奏议》新饷司卷5《覆袁督师请给岛饷疏》）
当时巡关御史方大任到宁远视察军务，谈及毛文龙事，劝诫袁崇焕勿出与毛文龙会晤，“职谓之尤悍戾如此，不宜轻往就之。如必欲行，使其欣然相从则已，不然，反觉损伤威重，必有以算可以致其命，然后无患”。
袁崇焕答：“凡人不可先存一机心，惟至诚可行”。
两人相谈累日，最后袁崇焕对方大说：“吾崇焕有言，大丈夫不可有杀人心，不可无杀人手。是行已，吾必去善其事，汝其勿厄我”。
方大任之所以苦苦让袁崇焕三思，是有他的理由的：“夫崇焕轻身海上，风涛之险阻可虞也；将士无主，壞处之降敌可虑也；文龙虚声来，负险不至，则进退维谷也；或来而拥兵自雄，不相上下，则情形测也；即单骑诣营，数罪不服，则五步之内，不得恃其众也。职故抱杞人之忧，疏请止其勿往，令文龙来会。盖以崇焕所负者众，不宜试不测之渊耳”。（《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
袁崇焕当然考虑过方大任提出的问题，但是他执意东行深入其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东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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