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的相关记载，比如《明史》中有关于徐阶案的相关记载十分简要，但都提及了海瑞处理徐阶案时的第二种解决方案——“退田”：
《明史·海瑞传》：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飚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
《海忠介公传》：又吴俗以贫富相倾，弱者率献田于其豪以为奸利，输不毕入，其俗日告讦无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断击无少贷，悉令受献者还其田，或许之赎，不使富豪有侵夺名。
《海忠介公行状》：江以南贫富相倾，弱者率投献田地豪家，以为奸利。……公气勃勃，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即恩厚如华亭相公家，亦义劝其退田不己。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又吴俗贫富相倾，弱者率献田于其豪，以为奸利，输不必入。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弟侍郎涉，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
《海忠介公传》：令民各自实田，凡侵夺及受献者还原主。……是时乡宦自爱者率自退田。华亭徐阁老家居，有田数十万，亦间以还民，而为册报公。
《海忠介公年谱》：又查江南贫富相倾，弱者率投献田地豪家以为奸利。……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即恩厚如华亭徐相公家，亦义劝其退田不已。
海瑞在给李春芳的回信中解释了自己的理由：
存翁近为群小所苦太甚，产业之多令人骇异，亦自取也。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公非如此如此者，承教及口头说话，姑谈及之，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海瑞《复李石麓阁老》）
其实用“自行退田”来概括海瑞的第二种解决方案有些片面，《云间据目抄》提供了另一说法：
田产交易，昔年亦有卖价不敷之说，自海公以后则加叹、杜绝，遂为定例。
有一产而加五六次者，初扰无赖小人为之，近年则士类效尤，腼然不顾名义矣。稍不如意，辄架扛抢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
如范太仆死，有祖父卖过田产，历经加绝，而子孙以夺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复捏奸抢诳告，希图呵诈者；虽各坐问边，漫无警惧，不知此风何年得息！
海公名臣，竟为东南造此业障，亦千古之遗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记风俗》）
对于范濂的上述言论，我们需要谨慎：从“海公名臣，竟为东南造此等业障，亦千古之遗恨”等措辞可知，范濂对于海瑞的评价极为负面，故而“自海公以后则加叹、杜绝，遂为定例”的论断是否真正成立，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尚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加叹、杜绝”的定例在海瑞处理徐阶案之前就己经存在，范濂将之“栽赃”到海瑞头上。但无论怎样，海瑞与“加叹、杜绝”的产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海瑞允许徐阶买回“田面权”所致，当然这些与“加叹、杜绝”的定例并不矛盾。
那么海瑞判决的法律依据何在？由于尚未找到直接的审判文书，这就需要寻找间接证据。其实，早在海瑞巡抚应天之初，徐阶就曾致书松江知府衷贞吉，认为“退田”的要求无异是赤裸裸的“白夺”行为：
适见按院所行告示，其为民之心本极恳切，但奸民所以未敢肆者，惧抢夺之罪耳。使抢夺无罪而激变有刑，则奸民乘之妄作，以富家存留自食之米，概指为余剩，强迫称贷尽其有而去，富者将何以自存。夫富者独非民乎？
且奸民今日称贷于甲，明日贷于乙，既磬富者之有，其贫弱之民乃更无所于贷，则无乃利奸恶而毙良善乎？公素明万物一体之学，伏望就中更加酌处以杜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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