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有人敲门。
徐志怀睁眼，皱着眉头问：“谁？”一张嘴，嗓子哑了，险些发不出声。
“是我，张文景。”对方说。
徐志怀艰难起身，开了门。
张文景进屋，站在门关，边脱羊绒大衣边问：“吵醒你了？”
“没，”徐志怀道。“就打了个盹。”
“你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好点没？”说着，张文景拎着大衣，朝里走。
公寓不大，原先的客厅被徐志怀暂时用作了书房，放着一张紧挨着粉墙的书桌，桌上凌乱地摆着许多泛黄的信纸。桌前有一把靠椅，张文景随手将大衣随手搭在上头，继而右臂撑在椅子靠背，两脚一前一后地站立，像一道斜杠。
“没事，”徐志怀跟在他身后，淡淡道。“小病而已。”
张文景不信他的鬼话，一口气不断地问：“还发热吗？几度了？吃药没？要不要再去一趟医院？”
“我说了——没事。”
“行，随你。”张文景耸肩，不再强求。
他靠着椅子，眼神随意一溜，就跑到了书桌上。
“好家伙，你哪来那么多信？”张文景伸出食指，对准满桌发黄的信纸。
“别动！”徐志怀喝止。
他飞快地走过去，将信笺归拢到一处，叠放进抽屉。
张文景长长地“咦”了声，好奇地问：“谁给你写的，上海总商会？还是杜先生？不会吧，杜先生不是逃到香港避难去了，难不成要把你请去香港？”
“不是，你别瞎猜。”徐志怀避而不答，侧过脸咳嗽两声。“行了，有事说事，你找我做什么。”
“哦，也没什么要紧事。”张文景说。“就是我昨天跟从之通了电报，说了你的情况。从之让我问问你，要不要去重庆，到他那边住，彼此好有个照应。现在你的轮船被炸了，公司破产了，贷款没批下来，与其留在汉口无所事事，不如先去重庆。反正过不了多久，我也要搬去重庆。”
“你什么意思，日军要打汉口了？”徐志怀蹙眉，反问。“别告诉我，汉口也守不住。”
“有点困难吧。”
徐志怀忍不住冷嘲：“补贴出不起，仗也打不赢，我们交的税款都被你们用到了哪里？”
张文景两手一举，作投降状。“我是交通局的，您这问题，得反馈给别的部门。”
徐志怀低沉地冷笑，道：“我考虑一下。”
“就先这样。你要是想好了，打电话给我，我叫秘书给你买去重庆的船票。”张文景拎起大衣。“下午还有事，先走了。”说罢，一阵风似的离开。
送走张文景，徐志怀坐到书桌前，骨头散架般靠着木椅，后脑隐隐作痛。他伸手，摸到抽屉，食指与中指夹住其中的一封信，拿出来。写信人用的是深蓝色的钢笔水，因时间久远，墨已淡去，留下淡淡的痕迹，仿佛一个哀怨的幽灵，在信纸上徘徊，低叙着“大错已经铸成，无可挽回，他理应恨我”之类的话。徐志怀一字一句地读，越读头越疼，便放下，闭上眼，手心撑着滚热的额头，失神许久。
少顷，他翻开电话簿，起身去打电话，
电话接通，徐志怀开口：“喂，王先生吗？是我，徐霜月。打电话是想问问，上次托您找的人，有消息没？”
对方说了什么。
徐志怀沉默。
短暂的无言后，他道：“我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辛苦您再看看……汉口火车站，码头，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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