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旱田、坡地也会修整成大块的田地，这样就能把村子的田地集中在一起耕种。居民点的修建也是为了集中村民，把农田集中起来。
因为大春已经种下，为了不影响粮食生产，只有等收了秋收之后才会全面动工。
不过在这之前，村里面可以先把各家的土地大小统计出来，后面还需要规划水渠的位置。
为了保险起见，秦珞则委托族长购买村民的田地，然后签订就业合同。
村民们卖了田地可以选择继续种地，也可以自己做生意。若是都不愿意，秦珞就会给他们安排工作，保证每家每户都能就业。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卖了自己田地，但大部分村民都卖了。有的甚至更是让秦珞先拿去规划，钱的事情后面再给也行。
青木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人甚至一家人在秦珞手下干活，有的在捕鱼队捕鱼，有的在采矿队、生产队，还有的在建筑队。
村子里面的人基本上都不靠田地过活，之所以还种田是因为习惯以及律法。
大宋朝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由买卖双方自行定价，这在之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在汉、唐时期，如果政府对土地监管乏力，大地主、豪强世族们就会疯狂兼并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最后酿成全国性的灾祸。
即使到今天，社会仍然没有放开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就是担心在自由买卖后，农民们失去土地，最后无家可归，变成社会稳定的隐患。
其实，在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土地自由流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宋代社会就是这样。
宋代的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卖了，可以去城里打工，自己做小生意，经营各种店铺等等。
一方面，这些经营的利润远比土地收成要高，农民的收入是更多的，社会反而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已经不是唯的财产形态了，店铺、货物、资金都是财产。农民们虽然没了土地，但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掌柜、商人、手工业者，他们的财产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宋代以前，农民失地会酿成巨祸，是因为农民没有其他获取财富的渠道，全社会是单一的小农经济制度。
而在大宋农民失地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是因为他们已经转换了角色，有更多获取财富的渠道，他们变成了商业社会里的各行各业者。
在商业社会里，“失地”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伴随着的是“得地”。
富人兼并了大量田地，在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新农业分支，种植经济作物如“糖霜户”“药户”“茶户”“橘园户”等种植专业户。
他们形成规模化生产，使得成本下降，每亩地的单位产出更多了，创造出更多的效益，整个社会的财富总体增加了。
由于宋朝征税不像唐朝以前那样按“人头”，而是按“资产”征税，国家税收也随之增长，不会像汉唐时期那样因人口流失而瓦解了税基，反而国库越来越充实。
宋朝皇帝说“田主是为国守财”，便是赋予了商人大地主的合法地位，这个过程，也就是产权制度确立的过程。
宋代社会的大变革过程中，直接体现在经济上“鼓励从商”“自由买卖”“不抑兼并”。
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现象，纸币“交子”开始代替金属货币一一说明商品经济已经很普及了。
商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农业税收所占比例大大增加，三分之二来自农业以外的收入。
正是因为政府允许合法买卖土地，秦珞这才敢搞规模化种植，村民也才愿意卖地。
但无论买地还是卖地，这些土地都不允许荒废，否则便会受到严惩。严重者，田地清零收归朝廷，本人还会判刑。
秦珞买了这些地自然不是用来放着，这些田地要是经营好还能挣不少钱。
“木叔，下午把人都叫来，我跟大家商量个事！”
“好！”
“村子里面也该有自己的商队了！”秦珞一个人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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